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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 楚人尊凤是祭祖的典范

  楚人尊凤在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由其远祖拜日、尊凤的原始信仰衍化而来。和楚人的祖先祝融是凤鸟的化身传说有关。传说中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兼雷神。长沙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中“祝融”之“融”写作“虫庸”,《包山楚简》其墓主楚左尹邵力,他在奉祀的祖先名字中,祝融也赫然在列,高居第二位。文献上祝融到底是不是楚人的祖先?在汉代《通》说,祝融“其精为鸟,离为鸾。”又《左传?僖公二十六年》载:“子不祀祝融与熊……”熊挚是熊渠次子,与兄挚红争位失利而远走,自立为君,其后巴化,故不祭祀祝融和熊。楚王以其数典忘祖而灭之。可见楚人素有对祖先的崇拜和对数典忘祖行径的痛恶传统。再看楚文化遗存中,楚人尊凤的影响渗透到各个领域。无论是楚国的青铜礼、乐器,还是生活用器,或者是漆木生活用品和各种服饰用品等,都具有较为明显的反映。故祝融作为楚人的先祖是确信无疑的。楚人尊凤祭祖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典范。

  华夏是个崇凤的多民族

  综观西周前的历史文化,许多地区都不乏有凤鸟的身影。如河姆渡文化、红山文化、良渚文化、龙山文化,以及商周文化中都可以觅见。传说中,楚人的祖先祝融是一只凤鸟,而秦人的祖先大业则是“玄鸣陨卵”,其母吞之所生。大业的后代,相传也多是鸟身人言的。玉凤的出现,虽然从出土上看,上可鉴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大尾玉鸟。其实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的雕刻“双凤朝阳图”和骨雕“双凤负日图”上,就有了它的身影。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大尾玉鸟是枕于墓主头部。由此可见玉鸟具有特殊的社会特定属性。一些结合红山C玉龙的文化现象,认为大尾玉鸟就是凤的原型,并且进一步推测这就是龙凤文化之肇始。

  商以前的凤鸟多以单体形象表现,应该是凤鸟氏部落的符号,并具有某种特殊意义。如凤鸟氏为历正(掌管历法的官);玄鸟氏,司分;青鸟氏,司启;丹鸟氏,司闭等等,众鸟部落盖以职事为氏而命名。即使后来的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凤形象、风格与新石器晚期石家河文化的玉凤基本相近,明显受其文化琢玉工艺的影响。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凤,头饰高冠,曲颈、挺胸、展翅身躯弯曲,首尾相连成环形,凤喙尖长,圆眼,身上装饰着丰满的羽毛,翅上雕三条等距离长勾线条,长尾羽有分有合,内卷至首,整体光滑圆润,生动自然,别具一格。比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大尾玉鸟更加夸张而写实,与龙山文化玉鸟有一定的纹饰传承关系。

  我国的象形文字的先河,是一种更具体更原始的图画符号。象形文所描摹的是自然实体。古字凤的写法有很多,但都是以鸟型为特征的。

  楚人尊凤的思想意识的强化,是相对其他诸侯国崇龙社会意识而言的。但春秋时期的楚中,凤的形象却变得较为少见,楚人“尊凤”的盛行,大致是在战国时期。这一史实的变化在玉器上尤为突出。为什么在龙凤文化中,春秋楚文化凤少的现象,却独给后传出“楚人尊凤”的传说,而不是其他族人?并且同是楚文化,为什么战国才盛行“尊凤”?其内在原因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。并且对现在市场行的许多赝品的识别,有着历史纹样断代的科学依据。

    楚人尊凤是楚国政治扩张的需要

  《楚辞?九歌》中的诸神,都是乘龙而去,不是驾凤而行的。如大司命是“乘龙今消期,高驰今冲天。”又如湘君是“驾飞龙今北征,疽吾通号洞庭。”可见春秋楚人崇龙的认识,是被后来“楚人尊凤”的政治需要,而慢慢有所掩盖了的。出土的实物如湖南长沙库楚墓出土的《人物御龙》帛画上,画面中一位男子乘龙的形象,足以说明楚人在历不仅“尊凤”,而且也崇龙。

  楚人的族源不是一元的,而是多元的。楚是周王朝的异姓国,一开始就受到周天子的,中原诸国使节个个傲慢无理。甚至在诸侯盟会上,都没有予楚国盟的资格,连席位也不给楚国元首熊绎留一个。这必然激怒楚人决心与周王室和中原各诸侯的抗争意志。楚人为日后地域扩张出师之名,必先在传统意识上来个大变革。这个就是楚人尊凤的社会基础。

  楚国艺术在东迁的过程中与多边异裔艺术融和而脱胎换骨。周王室尊龙,楚人偏要吸取远古异族人也遵从凤鸟崇拜的精神,而独号尊凤。并将其远祖祝融是百鸟之官、凤鸟的化身,作为同化多边异裔关系的政治手段。这就是楚人尊凤的政治需求。

  正因为它的族源是开放性的,所以美不胜收的楚艺术也是多源的。楚国艺术的主源是中原商周艺术,但从许多出土资料中可以发现,楚人长期以来师夏师夷、以夏变夷,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。致使楚人尊凤而不贬龙,既“尊凤”又崇龙。楚国的先民们经历了对凤和龙的崇拜,以“心中之象”开启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真正“龙凤呈祥”的文化滥觞。民间一般认为“龙凤呈祥”的图案是唐宋开始流传的,楚文化的“尊凤”又“崇龙”的史实,将为民间许多传世古玉提供有力的历史史料断代依据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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